（原标题：吴中绝技：一器一世界，一技一人生｜新知）
作者：朱紫璇
“吴中绝技，陆子冈之治玉，鲍天成之治犀，周柱之治嵌镶，赵良璧之治梳，朱碧山之治金银，马勋、荷叶李之治扇，张寄修之治琴，范昆白之治三弦子，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。”明代文学家张岱的散文《吴中绝技》，寥寥数语，却道尽了明代江南匠人的惊世传奇。四百年多后，当我们翻开泛黄的史料，这些“吴中绝技”的传承者们，或名垂青史，或隐于民间，那些曾被帝王追捧、被文人吟咏的器物，依然在默默诉说着故事。
鲍天成：犀角通灵 雕尽人间风骨
在中国古代，犀牛被视为“国之宝”，它的角则被称为“物之珍”，犀角的名贵不仅因为它有着清热、解毒、镇惊的药用价值，还因为犀牛在中国濒临绝迹，材质稀缺，因此，古玩杂件中的犀角雕往往被历代藏家视为珍品。而提到犀角雕的名匠，便离不开被称为“吴中绝技”之一的鲍天成。
鲍天成是明末吴县（今苏州）人，身怀绝技，精通犀角、象牙、紫檀等多种材质的雕刻，尤以犀角雕刻为绝，被誉为明末犀角雕刻第一人，是晚明江南工艺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位名匠。鲍天成相关的史料记载虽然不多，但他的艺术成就却流传千古。
鲍天成的创作生涯正值晚明工艺美术的鼎盛时期。虽然明朝还未形成独立的工艺美术专业，但他却以其卓越的才华，将这一技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彼时，江南文人雅士崇尚“器以载道”，追求器物中的人文意趣。鲍天成深谙此道，将工匠的技艺与文人审美结合，作品既具写实之精妙，又富写意之空灵。再加之他熟悉犀角特性，擅用透雕、浮雕、圆雕等技法，最终自成一派，形成犀角雕刻的典范。
鲍天成款犀角雕螭纹执壶 故宫博物院藏
鲍天成擅于利用犀角“尖顶扁底”的天然形态，顺势雕琢，因此经由他手雕琢的犀角杯，常以角尖为头、角底为足，既保留材质天然曲线，又赋予实用功能。如犀角雕螭纹执壶，以角底为壶身，角尖为壶盖，突破了常见的犀角杯形制，并且流、把俱全，构思奇巧，通身色泽莹润，光洁细腻。由于犀角形态特殊，因此用犀角制作执壶极为少见，这件犀角雕螭纹执壶也是犀角艺术中稀有的珍品。
鲍天成制仙人浮槎犀角杯 上海博物馆藏
鲍天成的作品还多取材于典故与自然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仙人浮槎犀角杯，此杯以整块犀角雕成槎形，槎身盘根错节，其中长髯仙人端坐槎尾，衣袂翩然，神态超逸。槎底波涛翻涌，动感十足。这一仙人浮槎图则源自《博物志》中仙人乘木筏遨游银河的传说，槎上仙人手持书卷，也暗合文人的隐逸理想。除此之外，透雕荷叶犀角杯也是以荷叶为杯身，莲茎为柄，叶脉纹理自然如生，隐喻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士大夫精神，将自然意象与人工雕琢完美结合。
透雕荷叶犀角杯 上海博物馆藏
透雕荷叶犀角杯 上海博物馆藏
鲍天成款犀角雕仙鹿杯
从细节处刻画动物的灵动形象也是鲍天成犀器的一大特点，如犀角雕仙鹿杯，杯身雕灵芝仙草祥云环绕，一只仙鹿昂首立于岩上，张口向天，鹿角枝杈分明，双耳后翘贴于肩上，肌肉线条流畅，细节处理细腻。鹿谐音“禄”，有着“禄寿双全”的美好寓意，既具写实性，又充满神话色彩的张力。
鲍天成的作品传世稀少，但每一件皆堪称明代工艺的巅峰之作，从中依然能窥见蕴含的精妙技艺和非凡智慧。如今，亚洲犀牛几近灭绝，鲍天成的犀角雕作为明代工艺美术的珍贵标本，仍然能使我们透过博物馆的展柜遥想当年风采。
周柱：螺钿之上 百宝生辉
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，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，“御用监”便在皇城内设置了御用漆器作坊果园厂，并在全国寻找一流的漆工，使官民制漆技艺相互借鉴、相互融合。正因如此，漆器，这一承载着千年文化积淀的传统工艺，在明朝迎来了新的辉煌，皇家对漆器的喜爱程度前所未有，这种环境为漆器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而周柱，正是明朝漆器工艺的杰出代表。
周柱虽是一位漆匠，但被称为吴中绝技之一的却不是他的制漆工艺，而是镶嵌。镶嵌工艺的历史源流甚早，发展到明朝时，一种叫百宝嵌的技法被广泛地应用于木器与漆器的装饰中，甚至成为了家具制作中最为经典的镶嵌技法之一。而这一技法的创始人，就是周柱。
虽然关于周柱的生平记载有限，其名字也写法不一，大致有周柱、周治、周翥三种。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各种历史文献中拼凑出他的大致轮廓。
明崇祯《吴县志》曾记载：“嘉靖中雕工周治，精于雕镂嵌空，以金玉珠母石青绿，嵌作人物花鸟老梅古杆，玲珑奇巧，宛如图画。”清朝作家钱泳《履园丛话》也提到：“周制之法，惟扬州有之，明末有周姓者始创此法，故名周制。”根据前人记载，大致可以推断他活跃于明代嘉靖年间（1521～1566年），生活在江苏扬州。
紫檀木百宝嵌梅花文字椭圆形小盒
至于他的百宝嵌，清人谢堃在《金玉琐碎》曾记载：“周翥以漆制屏、柜、几、案，纯用八宝镶嵌，人物花鸟，亦颇精致。”《履园丛话》中也对其有更具体的解释：“其法以金、银、宝石、珍珠、珊瑚，碧玉、翡翠、水晶、玛瑙、玳瑁、车渠、青金、绿松、螺甸、象牙、蜜蜡、沉香为之，雕成山水、人物、树木、楼台、花卉、翎毛，嵌于檀、梨、漆器之上。”以至作者钱泳不禁赞叹“真古来未有奇玩也。”
周柱款紫檀嵌百宝杂宝纹盖盒
周柱风格紫檀嵌百宝荔枝纹香盒
周柱独创的百宝嵌独特之处在于它突破了传统漆器单一材质局限，在螺钿镶嵌的基础上，融入了宝石、象牙、珊瑚、翡翠、玛瑙等珍贵材料，不同材质在光线折射下呈现流动光彩，螺钿冷光、玛瑙温润、金银璀璨交织，形成“随光赋彩”的独特魅力，这不仅需要匠人有精湛的雕刻技艺，还要有对材料特性和色彩搭配的深刻理解。
周柱款百宝嵌紫檀斗蟋蟀圆盖盒
周柱款百宝嵌紫檀斗蟋蟀圆盖盒盒面
周柱制紫檀百宝嵌苏武牧羊图双层盖盒
周柱制紫檀百宝嵌苏武牧羊图双层盖盒
周柱款紫檀百宝嵌笔筒
周柱的镶嵌手法则是“凸嵌”与“平嵌”结合，形成浮雕般的立体效果，这种“半立体镶嵌”需匠人对材料特性与雕刻技法有极致掌控。镶嵌题材也常将文人意趣与诗画融合，如“苏武牧羊图”和“花鸟图”，将书画意境转化为可触摸的器物装饰，迎合士大夫的审美。
有野史传闻，周柱与权臣严嵩曾有纠葛。吴骞《尖阳业笔》中提到，周柱为明嘉靖年间宰相严嵩所资助，其作品皆为宫廷权贵所拥，极为珍罕。严嵩是嘉靖朝的首辅，权倾朝野，以贪腐闻名，贪腐到什么程度呢？当年严嵩被抄家时，他的家产曾被记录成册。这个册子取自“太阳一出，冰山落”的含义，名为《天水冰山录》。此录记载，严嵩被抄家的物资中有“倭金彩漆大屏风、山水围屏”等12件漆器，虽无法判断是否有周柱的作品，但能够看出严嵩对艺术收藏的狂热。周柱作为百宝嵌名匠，严嵩极有可能与之往来，而百宝嵌工艺需耗费大量珍稀材料，若无严嵩的财力支撑，周柱恐怕也难以支撑多年的创作，可见传闻也并不是空穴来风。
然而，严嵩的倒台却意外促成了百宝嵌的传播。周柱的百宝嵌器物或进入宫廷，或流落民间，百宝嵌工艺逐渐为扬州、北京等地的匠人所效仿。周柱的技艺因权臣而兴，但在权臣的覆灭后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承和发展，这或许是周柱也始料未及的结局。
从吴门匠人到权臣座上宾，从宫廷秘藏到传世瑰宝，周柱的人生轨迹，也像他的百宝嵌一样璀璨而复杂，但在时光的打磨中，愈发显现出永恒的艺术价值。
朱碧山：银槎渡天河
中国银器工艺的历史，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，使用银制作的酒具，至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已存在，到隋唐时期越加盛行起来，但把酒具制作成槎形，则到了元朝才开始，而创造槎杯的正是元朝银匠朱碧山。
对于朱碧山的生平事迹，文献几乎一无所载，只能从古人的简略的记载中，得知一些梗概。清人王士祯《香祖笔记》载：“元人所制银槎最奇古，腹有文，日至正壬寅，吴门朱华玉甫制。华玉号碧山。”《吴县志》中也提到他的技艺：“朱碧山，木渎银工，制蟹杯，甚奇。”从中大致可以得知，朱碧山又名朱华玉，活跃于元代中晚期至正年间（1341～1368），生活在苏州木渎，所制酒器极为精妙，除了槎杯，他所制的虾杯、蟹杯也堪称绝技。据说，注入热酒后的蟹杯、虾杯甚至可以在桌上自行流转。
然而，朱碧山流传至今的作品，仅有槎杯一种。槎，是用竹木编成的筏，用于渡河或漂流。古代神话中往来天上的木筏，称为星槎。西晋张华《博物志》中记载过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“乘槎”故事。传说，天上的银河与人间的大海相通。每年八月，海中会有浮槎定期往返，有人想要一探究竟，便乘槎而去。起初，他还能通过观察星月和日辰来记录时间，但后来便迷失在茫茫星海之中，不觉昼夜。某天，他看到许多织布的女子，还遇见了一位在河边饮牛的男子。原来他误入了天河，见到的是传说中的牛郎织女。后来，《荆楚岁时记》将这一故事主角的形象具体化，把主角附会到张骞身上，于是有了“张骞寻河源，所得榰机石示东方朔”的故事。朱碧山的银槎杯所表现的正是“张骞乘槎”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。
朱碧山所制的银槎杯，历经战乱流散，目前全球仅存四件，分别被北京故宫博物院、吴文化博物馆、台北故宫博物院、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馆藏。
1. 北京故宫藏槎
北京故宫藏槎
槎杯口底刻有元代著名文学家杜本题诗：“贮玉液而自畅，泛银汉以凌虚。”槎杯腹底刻有楷书诗句：“百杯狂李白，一醉老刘伶。为得酒中趣，方留世上名。” 槎尾还刻有“龙槎”二字。人物张骞斜倚槎上，手持书卷凝神细读，衣袂飘逸，神态超然，俨然一幅“书卷渡天河”的浪漫画卷。
2. 吴文化博物馆藏槎
吴文化博物馆藏槎
这件银槎杯出自乾隆年间刑部尚书韩崶的墓中。银质槎身布满树瘿纹理，槎中人物背靠槎尾而坐，双目注视远方，神情怡然，飘动的长须根根分明，细腻而流畅，槎背尾部有“至正乙酉朱碧山造”铭文。1994年，此槎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，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。
3. 台北故宫藏槎
台北故宫藏槎
此件银槎杯原藏于承德避暑山庄，抗战爆发前夕，国民政府将其与其他文物一起南迁，后又运往台湾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，还曾在伦敦中国艺术展中展出。其槎身刻至正乙酉年造”，下镌“碧山子”印。槎底刻篆书诗句：“欲造银河隔上阑，时人浪说贯银湾。如何不觅天孙锦，止带支机片石还。” 槎中张骞手持支机石举头望天，面露会心的微笑，衣襟也随风飞扬，仿佛在乘风破浪。
4.克利夫兰博物馆藏槎
克利夫兰博物馆藏槎
这件银槎杯原本保存在圆明园中，1860年，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，此槎被英国将军毕多夫盗出国外，从此流落异国他乡，它的漂泊命运，也成为中国近代文物流失的缩影。此件银槎造型比较夸张，银槎的树木崎岖不平，张骞鼻孔宽大，坦胸露肚，仰天而视，尽显潇洒意态。但学者郑珉中认为元代的绘画与雕刻较为严谨保守，没有这种粗糙放浪的作风，这件银槎杯可能为明朝的仿制品。
虽然仅有四件银槎杯，但我们依然可以体会到朱碧山设计的精巧，他不仅将槎身中空设计为酒器，实现了“形用合一”，还将古代神话传说转化为立体艺术，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内涵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银槎杯的制作涉及铸造、焊接、雕刻和刻印等多种工艺技术，朱碧山不仅身怀多技，还能使焊接处混然无迹。
朱碧山之名，因银槎而不朽。他的作品超越了工具的范畴，是“器以载道”的极致体现。盘根错节的银槎不仅承载着淡泊、离俗、雅致的文人趣味，还营造出了一个超逸退隐精神世界。
群星掠影：吴中绝技众生相
玉背象牙梳 海盐县博物馆藏
赵良璧是明嘉靖年间（1522～1566）的民间艺人，以制作梳子而闻名于世，关于他的生平记载虽然寥寥无几，但后世多有人假冒其名，也反映出他在当时的声望和影响力。而在良渚文化遗址中，考古学家曾发现5000年前的玉背象牙梳，其纹饰繁复精致、梳齿也经过了精心切割和打磨，可见江南梳艺的基因早已深植。或许赵良璧的技艺，正是承袭了这般千年匠心。
几何纹金笺洒金漆竹骨折扇 上海博物馆藏
文徵明兰花图扇页 故宫博物院藏
“今吴中折扇，凡紫檀、象牙、乌木者，俱目为俗制，惟棕竹、毛竹为之者，称为怀袖雅物”，明朝中后期，折扇已经不是单纯的纳凉工具，而是文人雅士彰显品味的“怀袖雅物”。江南地区作为制扇中心，名匠辈出，马勋和荷叶李就是宣德、弘治年间（1426-1505）的苏州制扇名工。虽二人无生平记载，但作为吴中一绝，我们可以透过同时期的吴扇推想其绝艺。吴扇之美主要源于扇骨和扇面。扇骨材质推崇天然竹材，柔韧光润，并且镶嵌和雕刻的应用也是吴扇的一大特色。扇面则精美华丽，不论是华贵的金扇面，还是文雅的书画扇面，都是至臻工艺与美学的结晶。
张敬修款古琴
张敬修款古琴
张敬修款古琴
明朝时古琴艺术鼎盛，文人视琴为“道器”，对音色、形制有着极致的追求。明朝制琴名匠张寄修所制作的古琴，尺寸适中，发音清越松透，受到不少琴家喜爱。明代虞山派琴家严澂曾在《松弦馆琴谱·楷琴记》中记录了他请张寄修用楷木制琴的过程，在严澂等人的监制下，一共得到了十多床琴。可见张寄修的技艺是被著名琴家认可的。但目前并未发现有“张寄修”名款的明代古琴，有说法称其名为张敬修。而如今传世古琴中的确有几把张敬修款的古琴，从中可以领略张寄修绝技的风采。
三弦子
至于范昆白的三弦子，史料记载更是少之又少，但作为中国传统弹拨乐器的三弦子，它粗犷豪放的音色，或许已成为范昆白技艺的回响。
手工艺的本质是“以物载道”，这些吴中匠人，用他们的双手，赋予艺术品生命力，将文人的雅趣、士大夫的精神融入其中，使器物远远超越了其本身的实用价值。吴中绝技或许会随时间消逝，但器物所承载的匠魂却在对抗时间与遗忘中得到永生。
参考资料:
1.“龙槎”杯之艺术风格及成因浅析，《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》，2007年06期
2.犀角器中的瑰宝——明鲍天成制仙人乘槎杯，《收藏界》，2007年01期
3.关于朱碧山银槎的辨伪问题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，1984年03期
图片 ｜ 朱紫璇
排版 ｜ 黄思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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